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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钟佳黄惠康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又称东京审判)。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审判，以确凿的证据、严谨的法理、正义的裁决，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追究了战犯的战争责任，确立了日本必须放弃武力扩张的战后定位，从而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更深刻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其法律效力不容挑战，所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绝不能被撼动。

东京审判：历史正义的法理丰碑

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根植于严惩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经得起历史与法理的双重检验。它代表了人类对正义与法治的共同追求，其审判结果不仅是对二战中无数受害者的告慰，更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

从法律层面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赋予法庭审判权，其判决对日本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日本在《日本投降书》中承诺忠实履行1945年《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又重申了1943年《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三者形成完整的法理链条，将日本的战后定位、领土范围、军备限制等关涉日本国体的重大问题以国际法形式固定下来。

东京审判的法理意义，不仅在于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日本主要战犯的刑事追责，更在于以国际司法实践的形式，与纽伦堡审判共同追究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的战犯责任，填补了传统国际法只调整国家行为、不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空白，为现代国际刑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东京审判更推动了日本社会对侵略历史的反思。《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不保持战争力量，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法律约束。这一宪法原则，为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也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理应长期坚持。

逆流而动：日本右翼的历史挑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却在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给地区和平稳定埋下隐患。

在历史认知层面，他们刻意淡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关键史实；美化军国主义罪行，将战犯奉为“英灵”；政客频频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底线；复活“大佐”军衔等军国主义符号，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否定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严重违反了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在军备扩张层面，日本通过修改安保法案、推动修宪等方式突破国际法对日本施加的军备限制，连续14年大幅增加军费。他们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大力发展远程打击武器，还在武器出口问题上不断“自我松绑”，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些军事扩张的举动，严重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必须“完全解除武装”“铲除军国主义”的规定，也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精神，对地区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关于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规定，并非单纯的日本国内法，而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法律约束，日本无权擅自更改。

在履行国际法义务方面，日本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关于日本必须无条件归还其窃取的中国领土的明确规定，试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屡屡大放厥词，公然妄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可能性，严重违背日本